《悬崖之上》是一部看上去很简单的电影，没有刻画辽阔的土地，没有探索革命的远景，甚至没有表现更完整、更复杂的行动。四位特工空降黑龙江，才在当地接头就遇上了特务，要营救的对象还毫无踪迹，队长就被捕了。两个小组，一个行动严重受挫，另一个奉命立即撤退。一位同志在撤退途中牺牲，队长也被敌人枪毙。在所谓的大历史面前，上述细节是难以归纳到整体叙述当中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哈尔滨，距离曙光初现还十分遥远。他们的使命是救出从日本集中营脱逃的受难者，向国际社会控诉。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这种行为恐怕也未必有很好的效果。
然而，电影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描绘的。正是因为夜正长路也正长，才需要有更坚定的信仰，更执着的追寻。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看到黎明的到来，却从不怀疑中国一定会迎来那样的时刻。于是在黑夜中摸索，就成为革命者最沉重，也最寻常的生活。
在个人情感与革命事业之间，在保护自己的妻儿，与保卫千千万万的同胞之间，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却依然勇往直前。四位特工，本来是两对伴侣，队长却要求他们拆开组队，分两路进入哈尔滨。为什么？不是担心自己不能忍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只是当爱人在面前遭受酷刑，需要你的一念之差来保全性命，你真的能够承受这样的考验吗？
当热恋中的少年情侣还在因为突然的分离而任性，中年夫妻则相约等到行动结束以后，活着的一方要去找回流落在哈尔滨街头的一对儿女。你可以想象他们这些年来在苏联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怎样的煎熬中度过。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火车上的匆匆一别，相爱的人再也没能相见。甚至可能，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已经成了叛徒。张译 扮演的张宪臣，扛住了敌人的拷打，却无法在迷幻剂的作用下控制自己的意志，吐露出的只言片语，已足以使他被同志指认为叛徒。当周乙把他被捕和泄密的消息告知另一组队友时，楚良忍不住骂道：“叛徒！”周乙说：“老张不是叛徒，我在现场，我可以作证。”可是更多的时候，没有人会来作证。
这不是空穴来风，熟悉革命历史的人会知道，被俘意味着什么。同样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丁玲也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争取释放，她不得已写下一张字条：“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就是如此，直到五十年以后，仍被周扬看作是叛徒。像丁玲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受到全社会的关注，还有机会得到释放。等待着无数个老张的，则只能是敌人的一颗子弹。
受难者的坟前没有花环。电影结尾，观众先是看到被误当作我方特工的敌人跪在地上，等待枪决，因此会心一笑。然而，镜头随即就切换到他的身边，那里站着我们的英雄老张，一声枪响，与敌人倒在了同一片土地上。有人说，这难道不是对英雄的玷污？然而，这正是白区革命工作的现实。没有抒情，却有荒诞。能够带上敌人一起死去，从而让战友继续潜伏下去，这反而是一种更大的胜利。
电影在一些细节上，并不十分尖锐地挑战了观众对更理想的英雄形象的预期。比如老张看到儿子跳车被捕，以及和敌人金志德一起受刑，楚良关心则乱险些暴露了小兰的身份，以及脱口而出称老张为叛徒等等。但这并没有损害革命者的形象，反而在激烈的作战间隙，隐约地透露出，在英雄壮举背后，其实有着无奈的现实，深沉的情感，越是压抑自己，就越是牵动着观众的心，不自觉地与之一起震颤。在如此紧张刺激的谍战世界中，张艺谋深层次的诉求，仍然是探寻观众更稳定的情感结构，唤起记忆深处的共鸣。
电影结尾，活下来的周乙和小兰并肩而立，像是代表着最深重的苦难，与最热切的期待。小兰询问老张和楚良牺牲的过程，周乙说我不是讲过几次了吗？他们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这既是对小兰的安慰，也是对战友郑重的悼念。在革命的洪流中，那些细节终将烟消云散，任由混合着雪水的斑斑血迹留在心中，反而要为继续前行者增添负担。不如就像电影的颜色一般，黑白分明。他随即将话题转向行动的代号：“乌特拉”，那是俄语里黎明的意思。我们终将迎来黎明，那是属于小兰的，也属于老张和王郁的儿女的时刻。暂时远离了夜幕下的哈尔滨，让我们享受片刻的放肆，尽情地期待未来，以抒情当作征途上的休息。生离死别岂能无动于衷，然而正像片尾曲唱的那样：假如时间真的有尽头，你们的重逢不会等得太久。
这是一部每个人都在压抑着自己情感的电影。和同伴相比，刘浩存 扮演的小兰像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她太娇俏，太稚拙，眼里还闪耀着纯洁的光，似乎和哈尔滨的夜幕格格不入。然而，正因如此，她就不只是行动的参与者，还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张艺谋心底浪漫精神的影像表达。她就像一只夜莺，具体可感地预示着黎明的到来。就像张艺谋导演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无论周围充斥着怎样嘈杂的声音，你总是可以分辨出他独有的调子。清澈、纯粹、质朴、动人，因此带来生命的希望，与力量。
来源： 北青艺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