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偏见”觉醒后的另一种可能 张艺馨专访
采访/撰稿：周涯
图｜受访者提供
“偏见是不平等造成的，和社会流动、教育体系、阶级结构交织在一起，纪录片人就是要寻找出偏见背后的逻辑并尽可能消解偏见。”
这是纪录片导演张艺馨写下的句子。从2011年至今，她拍摄创作了多部不同题材的纪录片，关注音乐家的真实情感，观察生命轨迹和真实个体的变化，记录不同环境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 ……张艺馨的每一次的创作选题，都关乎某一特定环境下不同身份的人。她拍摄过来华引起轰动的日本演员，改变中国文化浪潮的音乐人们，在社会动荡中的北京搬家师傅，以及有真爱人却不得不假结婚的女性。她关注人的性别意识、她的朋友在时代中发生的荒诞事，她熟悉的城市里被迫流亡的人……
看似平淡的个人生活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此刻北京正在发生人群移动，而我像是在书籍和文献的象牙塔里。从社会学角度反思新闻传媒，反思纪录片，反思戏剧性和单一视角——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句话是张艺馨的创作箴言，纪录片伦理也是张艺馨经常思考的问题，她说她其实并不完全认可这种创作媒介： “近几年，每次拍一个题目，我都会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拍纪录片了。”然而有新的事情发生时，她坐立不安，最终又拿着摄影机出去了。
《无声合唱》是张艺馨导演的第一部纪录长片作品。讲述了一群聋哑孩子想通过一件不可能的事——唱歌来改变命运的故事。2022年第十七届新西兰边锋电影节提案单元，南亚的达卡电影论坛Dhaka DocLab的提案单元，《无声合唱》均作为唯一的华语纪录电影入选。《无声合唱》也曾出现在之前的广州纪录片节CCTV专场，北京纪实影像周和CCDF提案大会上，并获十佳提案，及CCDF“IFG最具影响力潜力奖”。
“2018年8月，“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感动了在场观众。随着媒体大量报道，他们的故事逐渐为大众所知。尽管在网络上他们已经“走出大山”、“唱响北京音乐厅”，但在广西百色市的这个小县城，这些孩子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电影《无声合唱》记录了背后的故事。如果没有声音，音乐意味着什么？如果从出生开始就活在无声的世界里，歌唱又意味着什么？歌唱给孩子们的命运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将在这部长达90分钟的纪录片中得到回答。
2010年初的北京文艺圈百花齐放，那时年仅20岁的张艺馨喜欢把不同职业、背景和年龄的朋友聚在一起，许多朋友也因此相识，甚至结为伴侣。她认为，人们最初是没有差异的，差异来自于后天的文化环境造就的成见，差异不应是人们隔阂的理由，而是应该成为互相碰撞和吸引的原因。电影则将真实特写化，让广义的人们能够理解任何不熟悉、不了解的人和事。你可以通过电影去理解一个明星，也可以去理解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最真实的一面。
第一次见到张艺馨是在2013年的一次放映，当时她有几部与音乐或音乐人相关的短片崭露头角。这部已拍摄制作5年的《无声合唱》仍然与音乐相关。这是巧合也是必然，出生于80年代的张艺馨从第一次买打口碟，到高中时成为摇滚乐队的鼓手，音乐就成为了她生活中重要的事之一。那个时代正是福柯、弗洛伊德、康德、波伏娃、安迪沃霍尔等伟大思想家被介绍到中国、影响年轻人的时代，以及摇滚乐生猛的独立精神，这些都建立了她最早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成为了她观察社会的原动力。
张艺馨与无声合唱团的发起人李博的相识，也是在北京的音乐或艺术环境中。曾经的李博是一个少年成名，飞扬跋扈的先锋艺术家，2018年，张艺馨通过共同好友接到李博的电话，说起这些年他与无声合唱团的经历。再次见面时，那个曾经奇装异服，每次见到头发颜色都不一样，唱着批判的摇滚歌词的李博变得朴素而平和，他和搭档音乐人张咏因为“声音采样”这个意外，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原本的生活轨迹完全改变了。张艺馨也开始参与和见证这个奇妙的旅程。
这一拍就是四年，四年里，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来广西凌云县和孩子们一起唱歌，生活一段时间。几年相处，摄影机记录了孩子们那些被媒体广为传播的感人高光时刻，记录了孩子们参加合唱团后慢慢发生的变化，记录了普通人生活显现出的另一种“可能”；亦如实记录了任何一点对原有秩序的改变都会面临的重重挑战。
张艺馨说，据人口调查数据，中国约有2000万听障人士，但在中国对于无障碍的认知还在起步阶段，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所在的是一个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路上处于毛细血管位置的县城， 青山绿水之间的狭缝中，到处可见拆除和新建，密密麻麻的新楼群，物资丰富、商业繁盛，看上去和任何中国县城没有太大不同。这样在脱贫边缘的县城依然闭塞，追求财富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但身处于广西凌云县的这些孩子已经改变了他们家长对他们的看法，改变了村里的人对他们的看法，也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看法。这个合唱团改变的不是聋人，改变的是普通人的观念。只有改变了普通人的观念可能才有真正的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平等。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才能被看见。
《无声合唱》里用的最多的是特写和全景。特写不仅能拉近了观众与孩子们之间的距离，还带领观众感受陌生的无声空间。而全景，则是去强化人的外部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处境。在拍摄的几年里，尽管孩子们非常可爱，很难不与他们亲近，但张艺馨选择以不干预的姿态去观察和记录，以不强加个人价值观的原则去表达，在她看来，尽管和孩子们心底的距离已经很近了，但几年拍摄中她仍然克制了参与，保持自己记录者这个身份，用镜头去参与这段时光。现场尽量多的拍摄孩子们的手语交流，她说不想让擅长语言的我们，成为主流文化的霸权者，把孩子们代表了。2022年，张艺馨成为了一个母亲。她说以前她是怕这个身份的，而和合唱团的孩子们相处，让她感受到了孩子的美好：参与生命的生长，与孩子分享生活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
和孩子们在一起久了，张艺馨对声音越来越敏感， 从拍摄现场，渐渐到有时候生活中，她也会带上耳塞，感受孩子们的感官。她说孩子们的时空让她意识到，人的耳朵总是太过匆忙，没有取舍地接受所有噪音，没有任何一个感官能受到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注意力被杂乱的背景牵引着走，而当声音被弱化，感知反而更清晰了一些。合唱团一起出行经常是十几个孩子和几个大人，二十多号人，却很安静，不需要复杂的语言，甚至只会简单的算不上标准手语的手势，却可以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去交流心领神会。合唱团曾经有个孩子带过人工耳蜗，后来不带了。艺术家李博问孩子为什么不带了，他说“太吵了”。
张艺馨说，无声合唱团的一路，组织者，和拍摄者有时会被问：为什么要教失聪孩子唱歌，而不是教他们画画/跳舞？ 实际上在实践中，孩子们对唱歌和对画画 /跳舞一样，有好奇，有他们的探索和理解，只是那种探索和对声音的接收方式和大部分人不不同。就是这种很小的点，造成了人们之间的不理解，让她觉得不得不把这部影片拍好。她认为经历的这个故事的重要之处在于，大部分人都因为无声合唱团而表现出对于聋哑孩子不能唱歌这种“偏见”的觉醒，孩子们的自我觉醒，听者的触动和反思，过程中也提供了观念的碰撞，反证着偏见。在人们从小受到集体主义思想洗礼的环境中，这种由内而外的觉醒尤为珍贵。她试图用这个具有一定普世性的故事把这种反思和改变用电影的方式带给更多观众。可以让听人们了解无声世界的美，了解他们的语言、声音、文化与认知世界的方式。
如今，张艺馨和著名制片人赵佳、袁野以及阿根廷的剪辑师Federico Delpero Bejar在《无声合唱》的后期制作阶段。赵佳是著名的荷兰裔华人制片人，“她身上有东方文人的雅与润，也有杰出的职业女性的睿智犀利的眼光”，而本职工作是策展人运营人的袁野，会在导演面对素材的遗憾气急败坏怀疑自己时，用结果导向的方式思考解决方案。这部故事长片的发行计划是院线，电影节、电视和网络媒体，公益放映，制片人也有一些社会影响力计划。“这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后期工作非常庞大。总共有400小时的素材，除了场记，人物分组梳理之外，最困难的是我们拍摄了大量主角之间的手语对话，在拍摄时其实并不完全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孩子们说的不是标准手语，很多时候只有他们之间才明白在说什么，而镜头捕捉到的信息也并不完全完整，连和他们最熟悉的老师都不能完全翻译，最终确定了合唱团一位手语和写作都很好的女孩杨晓菲，才开始顺利翻译，并标记了注解。做手语翻译就用了很长时间，之后还需要把挑选出来的素材再翻译成英文。但是不得不说情感是共通的，即使最初通过看没有英文字幕的素材，敏锐的剪辑师依然快速抓住了很强的故事核心，剪出了很炸的片段。影片的一部分内容将会是手语对话。也会使用声音设计去再创造听障人士的感官世界。” 制片人和剪辑师和导演的组合，让创作闪动着火花顺利进行着，也给了张艺馨有力的支撑，相信这个故事的能量会发挥到最大。
张艺馨说，从某种层面讲，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种族、性别、地域、残障是我们生来就有的圈层。内隐偏见正深刻地，隐蔽地，无意识地影响着听障孩子们，也塑造着他们的人生。听障人群不是唯一受到这种影响的人群。而当人们试图打破这种偏见的时候，会面临很多来自现实层面，情感层面，文化层面，甚至道德层面的困惑。张艺馨说最有能量的音乐，不仅与生活有关，更是和当代文化价值观、社会公共问题密切关联着的。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想象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去找到那种同一性，去看到破除偏见后的另一种可能。
